就在不久以前，教育机构还向我们承诺只要在国家教育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他们就能制造出一个国家的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听说过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大家就已经很满
足了。
――乔治・威尔
我小时候就下定决心，不让学校妨碍我去学习。
――马克・吐温
如果你能花上几分钟时间，写下你在生活中所学到的10件最重要的事我保证你肯定能从中获益良多。
我自己的答案是：
1.如何行走。
2.如何讲话。
3.如何阅读。
4.数学。
5.如何进行有逻辑的思考。
6.宽恕。
7.键盘输入。
8.如何安排预算和为未来投资。
9.如何开车。
10.为什么自由市场运作得如此之好。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再写下你是如何或从谁那里学到这些的。
在上学之前我已经会走路和讲话了，而且虽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自己那时已经学会阅读了。中学的最后一年，先后有四位数学老师给我们上课。我的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在家里也教我数学。他躺在床上抽着雪茄，而我则忍受着烟味，掌握他所教的概念。上过的课程对我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很有帮助。我仍然在学习宽恕，我记得最好的教育来自父亲、母校以及多年来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我的朋友比尔・海加。我在学校学到了键盘输入，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家中教会了我基本的原理。我自己学会了安排预算，考虑到父母收入不是很高，我不得不自己进行储蓄。这提醒了我，我遗漏了一件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如何赚钱。我是不得不学会的：小时候每周的零用钱是25分，十几岁的时候涨到了1元钱，如果我想要买价钱超过这个数字的东西，就得自己去赚钱。这样，我学到如何克服应征一份工作的恐惧，学到把高尔夫球卖给打高尔夫的人。父亲教我开车，我的朋友布莱克・麦卡勤教我驾驶他的标准变速本田65，提高了我的技术。我通过自己的课外阅读学习自由市场理论，与学校没有什么关系。
简言之，在我学到的10件最重要的事中，只有数学和打字两件事是通过学校学到的，可即使是这两件，我同样也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指导。
鼓吹公立学校的人搞出的最大的欺骗是让公众将“学校”和“学习”、“学校”和“教育”混同起来。它们是不一样的。学校并没有垄断学习，它们甚至不是学习的主要场所。想一想什么是学校教育，其中很大一部分无非就是读、写和算术。现在是谁教会学生这些？经常是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以及在市场上销售的“学习点点通”。当然，好的教育应该带来学习的兴奋和满足一个人好奇心的可能。可如果你上的是公立学校，或者你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你会用“兴奋”来形容对学校教育的感受吗？
我的女儿凯伦比我更懂得使用计算机，可没有一点是她从学校学到的，她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学习的，而让好这么做的动力是想要在网上与朋友交流、购物、听音乐，以及设计一个她所喜欢的屏幕，数百万的孩子有着相同的经历。凯伦以自学的方式学会使用计算机，她这么做是因为有东西在刺激她。感谢上帝，学校在以很慢的速度拥抱计算机革命，否则它们可能已经把它搞得一团糟了。
上一年级以后的几个星期，凯伦回家想玩一种叫“中国跳绳”的游戏，她要我们帮忙把住绳子，于是我们就把绳的一端围在椅子的腿上，另一端则围在我的腿上。她以严格的顺序进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步伐变换，而且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她必须完成前面一部分的动作。如果她犯了一个错误，她必须从犯错的地方后退一定数量的步伐。规则非常复杂，在帮了她10次以后，我还是不太懂，但她对顺序了若指掌。作为一个自豪的父亲，我想我的聪明女儿可能是极少数能在6岁的时候掌握所有这些步伐的人。我问她还有多少一年级女生和她做得一样好，她淡淡地说：“所有人。”所有女生都掌握了这种复杂的游戏，这是因为她们喜欢这件事。如果她们被学校要求学习中国跳绳，那我想她们不会学得像现在这么好。
人们在课堂以外学了这么多东西，这其实说明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不过是人们学习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而已，当生活中需要这些技能的时候却可以学得很快。这暗示了公立教育制度浪费的最大资源其实是孩子的时间。
公立学校的确垄断了孩子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这是法律所赋予的垄断权。首先，政府要求我们纳税，并用武力强制建立了公立学校。在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超过90%的资金来自当地政府、州和联邦的税收，一个更准确的用词是“政府学校”或“税立学校”。
这样的税收资助给了公立学校在竞争学生方面非常不公平的价格优势，公立学校不需要做得和私立学校一样好，它还是能招到学生。如果你送自己的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要付两次钱；你没有使用公立学校，但仍然得付财产税、州所得税和销售税，然后去私立学校你又得付学费。也是为什么公立学校相当于一把关闭教育市场的大锁。
斯蒂芬・杰克逊是一位努力的学生，从不缺课，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半小时。他所读的西部高中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所公立学校，作为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学生代表，他申请就读乔治・华盛顿大学，但是被拒绝了。他的学术能力倾向测验（SAT）成绩是600分，语言部分得了320分，属于最差的13%；数学是280分，是最差的2%。（满分是1600分，最低分是400分，他的分数，根据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发言人所说，那就是你“签上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社会保险证号码，然后在考场上睡大觉”得到的成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约瑟夫・鲁思评论道：“我的感觉是他被骗了，他误以为已经接受了教育。”
再看看《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布罗特花了很长时间调查高迪小学后所写的报道：
在高迪，有一种胡闹的气氛。喧闹声压过了有线广播。某个下午，校长打断正常教学，向整个学校发出警告，说二楼走廊上有一群孩子在撤野。当她想知道某些事情的时候，当她要继续和一个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的教师争吵的时候，或者在发薪日让一些老师在上课时间去领“兑现”（这是学校中对薪水的委婉用语）的时候，办事员会把她的声音直接传达到课堂上去。（一个老师抱怨说，在那些高迪学校的低收入学生面前说“薪水”两个字让她感到不安全，所以大家开始用“兑现”两个字。）
妻子和我送女儿去当地公立学校的时候，我们加入了家长教师会（PTA）。有一年我们对她的物理老师的行为提出了意见，一位在场的教师说道：“这不是谈论教师行为的地方。这是PTA。”虽然我的会员卡上写着PTA的目标是加强孩子的教育，我也曾大声地读出这一点来回应这位教师的评论，但每个人都知道PTA的真实目的是筹钱。
《圣路易邮报》的一篇美联社新闻报道：
（芝加哥（AP）――一个持枪者闯入小学体育馆之后，诺特瑞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子弹飞舞，这位体育老师张开手臂保护孩子，并把他们推到门外的安全地方。他的手腕被击中了。
他所在的学校和社区赞扬诺特瑞为英雄，但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坚持他没有权利得到工作人员的补偿。他们说挽救孩子的生命不是他的工作。
下面是委员会的原文。
被未知攻击者射击的风险并非操场活动中应被合理预期的风险。
我不相信教育委员会中会有人建议诺特瑞在学生被射击的时候独自跑掉。委员会成员分担责任，而被分担的责任通常意味着没有责任。
多数人在学校的不快乐体验是发生在公立学校，的确，一群成年人控制的把一大群年轻人凑到一起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点像养殖场。作为教育分析家和活动家，道格拉斯・杜威说，当人们谈论公立学校的时候，有一件事是你从来不会听别人提到的，那就是“一个有爱心的环境”。杜威是儿童奖学金的执行副主席，这是一个位于纽约的基金会，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去私立学校。他说，许多奖学金的领取者描述私立学校“像家一样”。毫无疑问，私立学校要强过公立学校。尽管多数私立学校都是非营利机构，但仍然在售出服务，必须生产人们愿意付钱的产品。而公立学校工没有面对类似的市场考验。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人们付钱给老师的方式。在公立学校，薪水是基于资历和正式教育程度。比如，在1997年～1998年，公立学校老师在教书的9个月中所得的平均薪水是39385美元。调整了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于2001年的4400美元。在1993年到1994年，有20年以上教育经验的公立学校老师，平均所得是43796美元，相当于2001年的54000美元。相反，私立学校的老师，工资要少一些。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退休金。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般有非常丰厚的退休金，在调整了通货膨胀之后，相当于他们收入最高的那几年总和的一个很高的比例，而私立学校的退休金就没有那么高了。想一想这样的薪水安排所创造的激励：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获得全部退休金的办法就是留在这个系统里超过30年或更长时间。我的女儿在公立学校所碰到的最差的老师在5年内就要退休了。他们很明显在几年前就失去了教书的兴趣，只是想挂在那里等待丰厚的退休金。
孩子被和其他同龄人凑到一起，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对还有谁加入进来都没得选择。孩子们要在某个时间，比如8点半，学习数学。他们差不多以同一个步伐进行学习。现在的历史课本要满足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所以你上完历史课后，对乔治・华盛顿是谁还没有多少认识。有一段时间还要上所谓的毒品教育，也就是宣传毒品如何对你有害。上课的经常是警察，他们的专业技术一般是法律而不是毒品的药理效应。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许多学校就会教他们如何把避孕套戴在香蕉上。亚特兰大一个11岁女生最近因为带了翠鸟的钥匙链而被赶出学校两天，原来链条是“武器”。
有了这些以后，如果学校能够运作得符合个人的标准，那真是个惊喜了。
人们经常批评美国的公立学校教得太少，而且教育方式枯燥，但许多人仍鼓吹要增加孩子呆在学校的时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笑话，两个人抱怨餐馆的食物。一个人说：“菜太难吃了。”另一个人说，“分量太少了。”考虑到今天公立学校的沉闷和无聊，感谢上苍它的分量这么少，这至少留出了时间让学生在校外进行真正的学习，或者开心地玩。
公立学校只有一点做得非常之好：校外运动。在这样的项目中，孩子学到了技能、坚持和团队合作，他们的积极性被高度地激发出来。为什么在校外运动和课堂的表现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一言以蔽之：强制与否。每一个州政府都要求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孩子得上公立学校或其他指定的学校，这个年龄段通常是从6岁起，到16或18岁为止，孩子直到18岁都是不自由的。但是没有一个州政府要求孩子参加校外运动，几乎所有进行校外运动的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的成功是根据成绩、学到的技能、自然欲望，或性格的培养来判定的，运动是学校中少数使用客观标准的活动。没有人会在学生没有投中蓝的情况下假装他投中了。
强制所产生的最大伤害是减少了动力。学习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我们从出生后几天就开始这么做了。我们学会，只要哭，父母就会过来换尿布，喂奶，或者抱抱我们。我们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到了如果把某样东西扔掉，有个人就会捡起来放到我们的高脚椅上。我们在一岁的时候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学习走路。每当掌握了一个阶段的技能，我们都会非常高兴。
我的女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开始学习如何阅读，这不是因为我们要去教她。相反，我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她喜欢的书，过一会儿，她就能明白全书的内容，然后根据记忆几近完美地向我们“读”一遍。在4岁的时候，她就想读她还不那么熟悉的书。当她碰到一个生词，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指着每个字母读出来，告诉她如何把读音聚在一起读出整个单词。我们从来不去纠正她的错误，除非这个错误重大到会影响她理解故事。在她入学一个月左右，教师告诉我们很惊讶凯伦的阅读能力，并问我们她是如何学习的。我们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告诉她。老师变得激动起来，“但如果你不纠正她，”她说，“她怎么能学到什么是正确的呢？”我回答说，我们每次纠正一个”正在学习的人，都极有可能使他失去信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小心地避免那么做的原因。很显然，这位教育专家没有看到纠正一个人的小错误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学习的时候那么痛苦，丧失生命中第一次学习时的那种快乐的原因。
1999年，我参加了由11名美国顶尖的教育改革家在胡佛研究所举办的讲座。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更加强硬的管制，要求学校使用统一内容的课程表，让老师留更多的回家作业，实行州范围的测试等等，我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我十几岁的时候，心目中的英雄是小山姆・戴维斯。在他的自传《是的，我能行》里，他提到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和父亲、叔叔一起巡回表演。小山姆・戴维斯从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今天每个州都要求人人上学。他们威胁要把不服从的父母关进监狱，这样来推行他们的要求。我对你们每个人所提的问题是，如果你们在那个时候负责这件事，你们会把戴维斯夫妇送进监狱吗？
答案时显而易见的。
戴维・弗里德曼是自学成才的一流经济学家，他曾经提出过弗里德曼第一定律，即政府提供的东西要比由私人通过竞争提供的贵上一倍。美国没有税收资助的学校在1993～1994学年的平均学费大约是3116美元，调整为2001年美元以后，大概是3800美元。在1998～1999年，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平均成本是7896美元，2001年大概是8700美元。如果教育在政府干预之前就运作得如此之好，政府为什么还要进行干涉呢？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涉是因为各种各样能够影响政府的人不喜欢市场运作得太好。据1991年纽约州年度优秀教师、教育学者约翰・泰勒・加托的看法，当美国在19世纪抛弃了教育自由之后，那种按学科进行分割的方式：教学课在10点，历史课在10点半，等等，“整个制度所建立的前提是，隔离直接的信息并通过教师来提供破碎的抽象信息，这可以培养服从以及尊敬独栽制度的学生。”
我们应当像19世纪那些想要结束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一样，变成现代的废奴主义者，取消政府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自由得到恢复，正规学校会更多地采取部分时间制，让父母或其他导师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们周遭的世界，包括工作的世界。许多成功人士回忆过去，会指出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就是十几岁时（个别情况是十岁不到）的兼职工作。比如，我最好的工作体验就是去当地的高尔夫授课处找高尔夫球，再把它们卖给打球的人。我学到了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试错，我学会了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找到最大数量的高尔夫球。我学到了一些最低层次的谈判技能。我还学到了汇率，因为高尔夫课是在加拿大开的，而打高尔夫的有很多是美国人。在那个时候，1加拿大元比1美元略多值几美分，当他们付我美元的时候，我坚持要这多出的几分钱。（在美元比较值钱的时候，如果他们问我是否收美元，我就说，“当然了。”）我是在8到13岁的时候学到这一切的。我打赌许多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用一些业余时间兼职打工，一些孩子甚至愿意当学徒。比如，如果你希望制作电影，想一想你15岁的时候在一个电影组中当勤杂工的话，能学到多少东西。
人们说十几岁的人之所以很难相处是因为那“成长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十几岁的人在署期打工或上学期间做兼职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会碰到很多人，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他们没有被残忍地对待，也没有残忍地对待别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工作，工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变得残忍。十几岁的人会残忍地对待他人，也可以说部分是由于成长，当强制入学成为成长的一部分的时候。
（摘自《快乐的经济学》，上海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28.00元）
